马珂
周末带女儿去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参观，十六岁的她被陶艺流程深深吸引，执意要体验一把制陶工艺。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，她花一个多小时最终完成了一只泥塑存钱罐。付过费用待入炉烧制后再快递给我们。问女儿为何要做存钱罐，她说老师告诉学生要有储蓄观念。我听后颇感欣慰。
储蓄作为我国最传统的财富积累方式，在国人心目中既是最大众化的投资理财方式，也是抵御意外风险的基本保障。存钱罐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，秦代称其为“缿”，汉代称“扑满”。秦代《关市律》记载，“缿”用于商贩交易时暂存钱币，是早期的储蓄罐;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“扑满”的特点：“有入窍而无出窍”，即钱币装满后需打碎取出，故称“扑满”。满则扑之。
远古时期，存钱罐多为陶制，腹部浑圆，投币口位于上方，少有装饰，体现古人崇尚节俭之风俗。
后受经济形势的影响，存钱罐形制日渐多样化。如古滇国出现青铜贮贝器。尤其是长沙窑出土的褐彩圆圈纹瓷扑满，带有提手和装饰纹样，实用与美观兼具。
到了唐代，存钱罐开始体现地域特色。北方称“闷葫芦罐”，南方称“哑巴罐”。
明清之后逐渐演变为现代存钱罐，材质扩展至瓷、金属等。如金猪储钱罐，现已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。
可以说，存钱罐的历史贯穿我国的文明发展进程。从秦汉的实用储蓄工具，到唐宋的装饰化器物，再到时下民俗文化的象征。千百年来，存钱罐传递着“积少成多”的理财观念，培养人们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。
我拥有第一只存钱罐，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那年班级开展勤俭节约活动，要求人人需有一只存钱罐，把平日不用的硬币积攒起来。我找同学要了一节两头密封的大楠竹，自己动手用小钢锯在竹筒上部锯开一道能够塞入钢镚和纸币的口子，将平日里不用的零钱塞入竹筒储存起来。大半年后，同班的一位男生因重病住院，学校举行捐助活动，要求学生们助人为乐，献份爱心。我回家后用刀劈开竹筒，将积攒起来的四元三角两分钱悉数捐出，受到学校的表扬。那年，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。这成为人生中的美好记忆。
百姓把懂得储蓄的人称为最清醒和最自律的人。古往今来，有众多与储蓄相关的典故广为流传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东汉名臣杨震，清正廉洁，一生不贪不占，他的子孙们为了传承这种节俭的美德，用陶土制作了一个圆滚滚的小罐子，上面开个小孔，专门用来存放平日里不用的钱币。等到罐子存满，将其取出用于扶贫救困。杨震的子孙们也因此受到百姓尊崇，并载入史册，流传至今。
北宋元丰三年，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任职。时隔不久被贬谪湖北黄州，当了一名有名无实的“黄州团练副使”。身为谪放官员，其俸禄少得可怜。为了生活，苏轼决定实行严格的预算管控：把一年的俸禄平均分成12份，一个月使用一份;再于月初拿出4500钱分作30份(这可能是朝廷发放的月薪数量)，一份份挂在房梁之上。每天早晨取下一份作为全天生活开支。即便当天钱不够用，也不再取，每日只准剩余，不准超支。一旦有所节余，便把小钱放进一只竹筒里(也就是今天的存钱罐)，以备意外之需。苏轼出身四川大户人家，从小衣食无忧。但陷入穷困潦倒之时，并没怨天尤人，而是正视现实，量入而出，理性规划生活用度，令人敬仰。
在老舍名著《骆驼祥子》中，闷葫芦罐儿不仅是祥子的存钱工具，也承载了他对生活的期待与梦想。每当祥子面临困境时，平时储存血汗钱的闷葫芦罐儿就会给予他鼓励和安慰，使他在艰难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通过闷葫芦罐儿这一细节，老舍不仅描绘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，也展现了他对人性深处的关怀与理解。反映了作者对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。
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收藏着一件特殊的存钱罐，是一根三尺长的大竹筒，虽已历经70年沧桑，却仍能看清“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桶”几个大字。资料记载：1951年6月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武器捐献运动，通过增产节约筹集资金购买飞机、大炮等支援前线。这个大号竹筒存钱罐，是湖南省湘潭县勤杂工谭楚云老人为响应号召自制而成。他每天利用工余时间挑水卖钱，将所得收入存入竹筒，最终将积攒的钱款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史料显示，截至1952年5月，全国共捐款55650亿余元(旧币)，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。
光阴荏苒，斗转星移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，如今已是电子支付盛行的时代，金钱已成为手机里的数字。存钱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只能作为一种怀旧的摆设。可在百姓的记忆里，曾经那一只只圆滚滚的存钱罐，分明储存过希望，储存过力量，储存过我们一点一点投进去又不得不打碎的旧时光。